胡適、泰戈爾、鋼和泰等合影（1924年5月）

梁啟超致蹇季常信札，拜託為泰戈爾刻制中文“名章”事

泰戈爾的中文名是梁啟超起的

對中國近古代文史稍有愛好者，年夜多了解印度詩哲泰戈爾還有個中國名字叫“竺震旦”，這個名字是梁啟超起的。至于這個名字的詳細涵義，稍有深刻清楚者，也會知曉“震旦”乃“中國”在古印舞蹈教室度語里的音譯，而“竺”則是“天竺”，即古印度在中國古語里的稱呼，二者合在一路，似乎就是一位來自古印度的與中國有著親密人緣者的意指罷。

應該說，上述這些關于泰戈爾的中國名字的“掌故”，傳播已久，聽上往確切也令人饒有興味，可這些汗青業績畢竟何時何地產生，那時的情況畢竟如何，有無確實的文獻記錄予以印證等一系列題目，卻不是普通讀者可以或許等閒解答出來的。即使是對泰戈爾、梁啟超級汗青人物有著相當清楚水平的讀者，一旦牽涉如許似乎一向耳熟能詳，卻又一時無從確考的“掌故”之際，往往也只能是姑妄言之、付之一笑。

后來確有研討表白，泰戈爾自1924年4月間赴中國拜訪，至5月8日這一天，恰逢其人64歲誕辰。那時泰翁身在北京，來自北京文明、教導、學術、文學界諸多著名人士，在東單三條的協和會堂，為其舉行了標新立異的祝壽運動。此次運動，梁啟超任主席，胡適致辭，并由徐志摩、林徽音等表演泰翁所編短劇《屈忒拉》助興。也恰是在此次運動中，梁啟超為泰戈爾取的中文名字“竺震旦”，公然頒發了出來。這一業績，幾經傳布，遂成后世普通讀者所熟知的阿誰“掌故”了。

至此，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這個“掌故”，當時間、地址、人物的汗青事務三要素，已然齊全交流，前因後果似乎已然很是明白。不外，假如再深究一下，即梁啟超為泰戈爾取中文名，畢竟是如何頒發出來的，是即席致辭中公然提到的，仍是后來有書面文字公然刊發的，抑或是經過記者采訪報道出來的，或許只是暗裡與友人說起復被轉收回來的；這四種可以推知出來的頒發道路，畢竟是此中哪一種或哪幾種幾經傳布之后，剛剛形成坊間市道上哄傳的這個百年“掌故”？

《浪潮音》報道記敘起名始末

循著這一“深究”之后的思緒，翻檢已知現存相干文獻，一時還難以確證。榮幸的是，筆者早先發明在釋教雜志《浪潮音》雜志第五年第五期（1924年6月21日印行）之上，有一篇報道名為《梁啟超為太戈爾取華名》，頗為詳實地記敘了梁啟超為泰戈爾取中文名這一業績的1對1教學汗青細節，且還因之牽扯出牽涉梁啟超與胡適的各自“異（佚）文”一篇，天然是頗具汗青意義與研討價值的可貴文獻。

為表露與分送朋友這一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汗青文獻，也為便于后文據此略加考述，轉錄報道原文如下（原文無標點，今施以通行標點）：

陽歷蒲月八日，為太戈爾六十四歲生辰，適在北京，新月社同人特為太氏做壽。梁任公師長教師又為他起一個中國名，由胡適之筆譯，年夜意略謂：明天的壽星，很風趣。他和我會晤第二次，要我送他一個中國名。（他）說道：我不知道什么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家鄉一樣，難道他是疇前（宿世）印度到過中國高僧，在某山某洞中已經過他的不受拘束生涯。他請求我送給他一個中國名字，還說他原名上一個字是太陽的意思，下一個字是雷雨的意思，要我替他想名字相覆（符）的兩個字。我那時不外信口承諾而已。過兩天，他又催我，還說盼望在他誕辰那天得著這心愛的新名。歷來我們譯本國人名，有兩種譯法。一音譯，如佛陀、鳩摩羅什之類即是。二意譯，如婆藪槃豆亦譯作世親，“世”即“婆藪”之意譯，“親”即“槃豆”之意譯；如佛陀跋陀羅亦譯作覺賢，“覺”即“佛陀”之意譯，“賢”即“跋陀羅”之意譯。我想印度人疇前呼中國為“震旦”，原不外是“支那”的譯音，但選用這兩個字卻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從陰噎雰雺的狀況中砉然一震，萬象昭蘇，剛在扶桑浴過的麗日，從地平線上涌現出來。“旦”字末筆表地平，這是多麼境界？太戈爾原名，正合這兩種意義，把他意譯成“震旦”兩字再好沒有了。又疇前自漢至晉的西來古德，都有中國名，年夜率以所來之國為姓，如安世高從安自來，便姓安；支婁迦讖從月支來，便姓支；唐僧會從康居來，便姓康，其間從天竺即印度來的，便姓竺，如竺法蘭、竺佛念、竺法護，都是汗青上有功于文明的人。本日我們所親愛的天竺詩圣，在他所愛的震旦處所過他六十四歲的誕辰，我用極真摯極喜悅的情感，將兩個國名聯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曰“竺震旦”，我盼望我們對于他的酷愛，隨著這名兒，永遠嵌在貳心靈上。我盼望印度人和中國的舊愛，借“竺震旦”這小我名回生轉來。

上述約700字的報道，將梁啟超在泰戈爾誕辰慶賀運動席間致辭較為完全地記載了上去，泰翁的中國名字畢竟淵源何來、有何寄意，梁氏對之又有何解析與寄看，在此表達得很是明白，可予定案。

梁啟超致辭，胡可口譯 記者“轉譯”

尤為主要的是，據此報道可知，運動現場的梁啟超致辭，是乃“由胡適之筆譯”而出的——即由胡適譯為英文，就地轉述給泰翁及列席此次運動的其他外籍人士。是以，現場的記者，也只能依據這“胡適之筆譯”，再轉譯成中文，將“年夜意略謂”如此，向寬大中國讀者報道出來。

這般這般，又牽扯出梁啟超致辭、胡可口譯與記者“轉譯”之文本，這三者之間的關系附屬與回屬的題目。現在可以或許查獲到的，今朝已知僅有的這么一份公然報道中的“轉譯”文本，其創作主體應為梁氏，這是了無疑義的。梁啟超生前很是器重這一運動致辭之文本，留有草稿，后來支出《飲冰室合集·文集》的第14冊（中華書局，1936年1月印行），文本標題即為《泰谷爾的中國名——竺震旦》。

不外，《浪潮音》報道中的記者“轉譯”文本，實乃據運動現場“由胡適之筆譯”的文本轉譯而來，刊載出來的文本內在的事務與支出梁氏文集中的文本內在的事務也有必定差別，雖非“佚文”，可確屬“異文”。再者，這一“由胡適之筆譯”的文本，能否又可將之視作胡適小我的“譯文”類作品呢？

據查，《胡適選集》第36卷“英文著作（二）”中，并未支出這一“筆譯”原作；第43卷“胡適著譯系年”中亦未載這一“筆譯”業績。無論若何，因釋教雜志《浪潮音》里的一篇報道，不單令后世讀者仿佛重回“汗青現場”普通，為“梁啟超為太戈爾取華名”這一百年“掌故”從頭勾畫出更多汗青細節，天然是有著非統一般的寶貴之處。另一方面，因這一“掌故”，竟還牽扯出一篇似可同為梁、胡二人“佚文”的現場致辭之文本，則又更令人始料未及。

進鄉順俗 為泰戈爾刻制中文印章

話說泰戈爾既已有了中文名字，依國人通例，也理應有一枚中文“名章”隨攜，以便鈐用。為泰翁取了中文名字的梁啟超，天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且早有“預謀”，提早就請人預辦了此事。今存梁氏致友人的一通手札，就為這一“掌故”留下了實證。且看手札原文如下：

頃欲刻鈐記一對，贈泰谷爾，其文如下：

竺震旦印 復回天然

石不用佳，但愈年夜愈好。刻好擬裝成一匣，于彼誕辰（八日）贈之。請公切托范父本日覓石，并覓人代刻。所費即如數送上，但看能以七號交來，敬上。

季常 啟超，二日。

據手札內在的事務可知，梁氏能夠早在1924年5月2日，即泰翁誕辰六天之前，即著手預辦為之刻制中文“名章”的相干事宜了。在這般短的時限里，覓石（章料）覓人（治印者）的事項，梁氏將之拜託給了友人“季常”。信末所署“季常”，即指蹇季常(1876一1930)，貴州遵義人，留學japan(日本)早稻田年夜學攻讀法學時代與梁啟超來往親密，引為良知。回國后，蹇氏餐與加入梁氏引導的提高黨情誼更為密切，后更成為梁氏開辦的中國第一所平易近辦官助藏書樓——松坡藏書樓的現實擔任講座場地人。顯然，將如許主要且時光緊急的事項，拜託如許的多年密友來籌辦，本是瓜熟蒂落之事。

至于泰翁誕辰慶賀運動現場，能否有梁氏親贈中文“名章”的運動環節，這一環節中又有哪些細節，由于《浪潮音》報道中并未說起，只能留待未來更多相干汗青文聚會場地獻挖掘發明之后，再來做一番探研與考索了。

關于泰戈爾的中文名字，從“掌故”到史料，今朝可資議論與探研者，年夜致如上。

言及于此，不由令人心生感歎：后世讀者凡是奉行“掌故回于掌故，史料回于史料”的普通性準繩，對于掌故與史料，歷來將之視作似井水與河水普通的兩個完整分歧的道路，彼此似乎兩不相涉，亦不用相通。現實上，“掌故”與史料，本應也可以異曲同工。或許，上述這么一番關于泰戈爾的中文名字這一汗青業績的考核與探討，就恰是這么一個可以印證掌故與史料互動互鑒的非典範案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