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士與品德——“儒”名再探
作者：林桂榛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二旬日戊戌
耶穌2018年3月7日
摘要：前人以“柔、濡、需、區”等釋“儒”是取同韻字來解字，但以“柔”釋“儒”非純粹聲訓之故，漢唐間的“儒”字的確多有“優柔—荏弱”之義，其緣由能夠是禮樂儒生尤其是禮樂童生的心理特點、職業特點、行為特點與荏弱相關（相較當時尚武世情，禮樂之文即為荏弱之態）。“儒”是術士之稱，故先秦時代操方仙之術的術士也稱“儒”（秦皇所坑多屬此類），但真正的儒士并非方仙之士。“師”本掌教“三德三行”，“儒”本掌教“六藝六儀”。“三包養行情德”即至［知］德、敏德、孝德，“三行”即孝行、友行、順行，“六藝”即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六儀”即祭奠、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之容。“儒”本指擅長技藝尤文明技藝之人，儒家信奉的周公或孔子就是多才多藝之人，並且尤其擅長禮樂、重視禮樂。“儒”作為“術士之稱”，從職業范圍或從業特點來說，它相當于前人說的“四平易近”中的“士”，是以社會型技術、技藝往服務包養犯法嗎社會的人。“儒”的原始及重要原形在文明技藝、人文技藝，不在其他邊緣特點或特征。
一、儒是術士之稱
“儒”字小篆寫作“”，從人從需，字形字義上是與“需”相關的人（“需”字本義是什么，學界有爭議）。《墨子·非儒下》記載孔子時代的晏子對齊景公說“夫儒，浩居［傲倨］而自順者也”，東漢時代許慎的《說文解字》（簡稱《說文》）說“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許慎《說文》對“儒”的定義有兩層含義：一是“儒，柔也”，二是“儒，術士之稱”。
（一）儒，柔也
“儒”若何既有傲倨之態又有柔順之義？比許慎晚60年擺佈的東漢鄭玄說：“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品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說：“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禮記·儒行》注）唐代孔穎達說曰：“案下文云‘儒有過掉，可微辨而不成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儒者。但儒行分歧，或以遜讓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代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禮記·儒行》孔穎達疏）南朝皇侃注《論語》“女［汝］為正人儒，無為君子儒”說：“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為儒也。”
佛典常將梵語“摩納婆”漢譯為“儒童”，唐代玄應《眾經音義》注曰“儒，柔善也”、“謂輭軟也”（一作柔愞，愞即懦，輭即軟）。唐代王冰注《黃帝內經》“樞儒”時說“儒，順也”。可見“儒”有“優柔—荏弱”義是漢唐間的概念常識。故清代學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說：“凡從需之字多有弱義，孺弱、儒弱、脆弱、濡弱皆是濡，則未有不弱者。《禮·儒行》疏亦云‘儒者，濡也’。”《說文》、《廣雅》、《廣韻甜心寶貝包養網》皆說“儒，柔也”，唐陸明德《經典釋文》卷二十曰：“懦，勇敢也；又作儒，弱也。”此是以同音或疊韻的“柔—弱”來釋“儒”。
據《詩經》的押韻詩句，可知古時候“柔—求—休—牛—遒”等字同韻，而古時候“儒—需—休”等又同韻，那么“儒—柔”亦同樣疊韻或同音。西漢韓嬰《韓詩外傳》說“儒者，儒［需］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說“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皆是以同音或疊韻字來解釋“儒”字。許慎的《說文》和后一百年擺佈劉熙的《釋名》都喜歡以同音或疊韻字來解釋另一字，如說“政，正也”、“陽，揚也”等。
（二）儒，術士
西漢揚雄在《法言·正人》說“通六合人曰儒，通六合而欠亨人曰伎”，且該“儒”、“伎”字下各有古注曰“道業深與”、“伎藝偏能”（偏即徧，徧即今遍）。唐人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列仙之儒”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清代學者俞樾《群經平議》解釋《周禮·地訴訟徒》“儒”字說：“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伎本指有才藝之人，好像妓本指有才藝之男子。）
《說文》說“儒，術士之稱”是正確的。“術”就是技藝、技術、術藝的意思，“士”指行事、能事、任事的人，“術士”就是指有技藝、技術而能行事、任事的人。所以，漢代鄭玄注《禮記》說“術，猶藝也”，宋代《廣韻》則說“術，技術”，宋代《集韻》說“術，一曰技也”。而《說文》、《年齡繁露》皆曰“士，事也”，《白虎通義》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士”本指能行事、任事的人，尤其是指憑技藝、才干而收支境內外埠幫君主、主人等干事、任事的男人，后來就衍變為“男人行成之年夜稱”、“男人成名之年夜號”、“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凡習學文武者為士”、“謂講學道藝者”等義[①]。
二、柔與禮樂童生
（一）童樂生
《說文》說“儒，柔也”雖是取同音或疊韻字來解釋“儒”字，但其實解為“柔也”還是有深入含義的。許慎之所以說“儒，柔也”，筆者以為極能夠是因為秦漢時代的儒生、儒士的基礎標志是必須通禮樂，並且祭奠等場合的禮樂儀式、禮樂活動多用青年儒生作為儀式人員；而這些青年禮樂生或孺子禮樂生，其禮樂動作及身材儀態天然與“柔”相關。並且相較當時尚武之世情，禮樂之文即為荏弱之征無疑。
所以《說文》說“儒，柔也”，大要是從儒家禮樂包養管道生的“職業特點”往懂得“儒”的（朱熹注《論語》“女［汝］為正人儒，無為君子儒”曰“儒，學者之稱”）。我們了解一下狀況《史記》、《漢書》關于應用眾多童男童女來參與祭奠之禮樂活動的記載，或許《說文》從禮樂以及從禮樂童生往懂得“儒”并不為過：
（1）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肄舊罷了。……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史記·樂書》）
（2）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長者後輩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年夜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后出缺，輒補之。（《史記·高祖本紀》）
（3）……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平易近閑祠另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六合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謂：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史記·孝武本紀》）
（4）初，高祖既定全國，過沛，與故人長者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罷了。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皇帝自竹宮而看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漢書·禮樂志》）
《論語·先進》記載了孔子所贊賞的曾點（字皙，曾參之父）之語：“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孺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對此，東漢王充《論衡·明雩》認為此“冠者—孺子”是祭奠時的禮樂生，他說：“《年齡》魯年夜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魯設雩祭于沂水之上……冠者、孺子，雩祭樂人也。”這就很能證明前述“儒—禮樂—禮樂生”的關系推測或關系描寫。
基于這種禮樂童生的禮俗，那么《史記·樂書》說“童者舞之”、《史記·秦始皇本紀》說“于是遣徐市（即徐福）發童男女數千人，進海求神仙”、《吳越年齡·闔閭內傳》說“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就好懂得了。這些童男童女的應用是具有“儀式意義—禮樂意義”的，所以致今孔廟祭奠用的樂舞生依然包養網心得是孺子，並且傳授這些童生禮樂的必是擅長禮樂技藝與禮樂軌制的儒家學者為主。《禮記·曲禮下》說：“凡摯［贄］，皇帝鬯，諸侯圭，卿羔，年夜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孺子委摯而退。”這種拿著禮物（贄，zhì）進退的孺子，其實也是禮樂童生一樣的腳色。
（二）儒與需
“儒—需—柔—休”古音是疊韻的，《說文》說“儒”字“從人，需聲”當然未錯。但“儒”的“需”部不僅有聲部意義，還同樣有語義意義，好像“政”字的聲與義都在“正”符一樣[②]。
“儒”字的“需”符有何含義呢？“需”怎樣決定了“儒”的含義呢？“需包養心得”今讀xū，但古讀xū或rú，或又讀nuò或ruǎn；讀nuò、ruǎn是懦、軟之義，其他則多解為“須也”、“待也”之義[③]。《說文》說：“需，𩓣也，遇雨不進，止𩓣也。從雨，而聲。《易》曰‘云上于天，需’。”“需”字金文寫作“”、“”等，小篆寫作“”、“”，普通解釋是“需”字造字是取自“人求雨”之象，所以“需”有求雨、求待之意，“儒”即求雨之人、祭奠之人的意思，字形上看這么解未必錯。
但清代段玉裁（龔自珍的外祖父）解釋《說文》“需，𩓣也”時說“䇓—須”是假借相通，都是“待也”的意思。段氏《說文解字注》說：“䇓者，待也。以㬪韻為訓，《易》彖傳曰‘需，須也’。須即䇓之假借也……皆待之義也，凡相待而成曰需……‘而’為遲緩之辭，故從而。而訓須，須通䇓，從‘而’猶從‘䇓’也……云上于天者，雨之兆也。宋衷曰：‘云上于天，需時而降雨。’”照段氏解釋也頗通，“需”字現代有遲疑、等候的意思，也有完善、缺乏的意思，今多有需求、需求的意思。
（三）儒與偄
前人又認為“儒—偄—濡”同義。濡是沾濕、滋潤的意思，前引前人說“儒者，濡也”，是“儒”字本有濡潤身心之義。偄現今讀ruǎn，是脆弱、軟弱的意思。《康熙字典》說：“儒又與偄同，《隸釋·魯峻孟郁碑》儒作偄。”清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魯峻碑》‘學為偄宗’，以偄為之，《衡方碑》‘少以濡術’，以濡為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偄，與懦、儒二字略同而音形異。”可見“儒—偄—濡”三字是相通互用的，故清代郝懿行《證俗文》曰：“以儒為柔，是值文弱書生之號爾，故《隸釋·魯峻孟郁郭仲奇碑》‘儒’并作‘偄’，《說文》“偄，弱也”，《唐韻》‘奴亂切’。”
胡適1934年《說儒》一文說“需—耎”相通（或形近通假），“耎”讀ruǎn或nuò，其義分別是軟、懦，所以從需的“儒”有軟懦、軟弱義。他說：“‘需’字古與‘耎’相通，《廣雅·釋詁》：‘耎，弱也’。耎便是今‘輭’字，也寫作‘軟（軟）’字。‘需’字也有柔軟之意……需便是柔耎之耎。柔軟之需，引申又有遲緩濡滯之意……凡從需之字，年夜都有荏弱或濡滯之義……大要古時‘需’與‘耎’是統一個字，古音同讀如‘弩’，或如‘糯’。”“‘儒’本來是亡國遺平易近的宗教，所以富有亡國遺平易近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觀，所以‘儒’的古訓為柔懦。”[④]胡適此解從文字訓詁尤其聲訓上看有必定事理的，但從儒者所從事的職業或任務來說，則不如從“儒—禮樂—禮樂生”往解釋更近乎“儒，柔也，術士之稱”的本相。
三、儒與六藝之術
“儒”是“術士之稱”，故先秦時代操方仙之術的術士也稱“儒”（秦皇所坑多屬此類），但真正的儒士并非方仙之士。《周禮·天官冢宰》說到九種管理邦國蒼生的官職或職業，此中第三、四種分別是師、儒。東漢鄭玄注《周禮》時說：“師，諸侯師氏，有德性以教平易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平易近者。”此師氏、保氏即《周禮·地訴訟徒》里說的師氏、保氏。《周禮·地訴訟徒》說師氏掌教“三德三行”[⑤]，保氏掌教“六藝六儀”，他們位置很高，“凡祭奠、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別的，《禮記•文王世子》說：“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短期包養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其論師氏的職責與《周禮》雷同，論保氏的職責又與《周禮》有異。
（一）六藝六儀
東漢蔡邕（蔡文姬之父）《明堂月令論》說“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那么“儒”即保氏所掌教的“六藝”甚至“六儀”是什么呢？《周禮·地訴訟徒》說：“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又說：“六儀：一曰祭奠之容，二曰賓客包養sd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包養管道曰車馬之容。”
此《周禮·地訴訟徒》的“六藝”就是“禮—樂—射—御—書—數”六術（《周禮》兩次出現“六藝”概念，一次如前引，另一次直接釋“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周禮·地訴訟徒》細分該六術為“五禮—六樂—五射包養dcard—五馭—六書—九數”共計36類技術。鄭玄（字康成，約127—200年）曾引鄭眾（字仲師，約？—83年）的解釋如下：
五禮：吉、兇、賓、軍、嘉也。六樂：云門、年夜咸、年夜韶、年夜夏、年夜濩、年夜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缺乏、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
那“六儀”又是什么呢？鄭玄先引鄭眾的解釋，然后又列本身的解釋，分別如下：
（1）祭奠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包養網VIP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包養價格容：闞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
（2）祭奠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累累顛顛。軍旅之容：曁曁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年夜戴禮記·保傅》說：“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年夜學，學年夜藝焉，履年夜節焉。”史學家呂思勉解釋說：“予謂詩、書、禮、樂、易、年齡，年夜學之六藝也；禮、樂、射、御、書、數，小學及鄉校之六藝也。”[⑥]年夜六藝即“《詩》—《書》—《禮》—《樂》—《年齡》—《易》”六種經術，西漢賈誼《新書·六術》所謂“……以與詩、書、易、年齡、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年夜義，謂之六藝”；小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種技藝，《周禮·地訴訟徒》所謂“……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周禮·地訴訟徒》還提到“安萬平易近”的“本俗六”，此中第三、四、五條分別是“聯兄弟—聯師儒—聯伴侶”，鄭玄注曰：“連，猶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道曰友。”鄭玄以“教以道藝者”為師儒，就類似顏師古說“凡包養ptt有道術皆為儒”，且俞樾《群經平議》說“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包養感情術者也”。由此看來，師是教品德的，儒是教技藝的，故有人說：“師與儒都是教師，所分歧的是，‘師’是負責品德操行教導的教師，而‘儒’則是負責專業知識、專門技藝教導的教師。”[⑦]——古人多以為“師”是教知識與技巧的，“儒”是教倫理品德的，但現代的概念正與此相反，“師”反而是教品德操行的，“儒”才是教知識技巧的。
清楚了“儒”本來就是指擅長技藝尤其是指擅長文明技藝的人，那么“儒—禮樂—禮樂生”的關系以及《說文》“儒，術士之稱”的定義，就很是淺顯易明的了。所以，相傳系孔子第8代孫孔鮒（字子魚）所著的《孔叢子》一書就記載孔子第6代孫孔穿（字子高）這樣答平原君“儒之為名何取爾”之問：“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掉中道耳。”（《孔叢子·儒服》）孔鮒的這種解釋，同樣是強調“儒”是精曉“六藝”的技巧之士（技士）罷了。
（二）禮樂儒術
《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說：“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克不及通其學，當年不克不及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又說：“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成易也。”這也說明“儒—儒士—儒家”重要是精曉“六藝”尤其禮樂方面的技士。而《史記》的如下記述，更能證明儒家擅禮的特點：
（1）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故其平易近齪齪（拘謹貌）。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君子眾，儉嗇，懼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于周人。（《史記·貨殖列傳》）
（2）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承平，萬平易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乃以太始之元矯正朔，換衣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后云。（《史記·禮書》）
（3）元年，漢興已六十余歲矣，全國艾安，搢紳之屬皆看皇帝封禪矯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欠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史記·封禪書》）
（4）（文帝）即位十余年，時五谷豐熟，蒼生足，倉廩實，蓄積有余。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凈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風俗未能年夜化，茍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風俗通義·孝文帝》）
《荀子》、《韓詩外傳》、《孔子家語》等記載孔子與魯國的國君交通時說人有五類，分別是“庸人—士—正人—賢人—年夜圣”。國君問“士”是怎樣的人的時候，孔子說：“所謂士者，雖不克不及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克不及遍美善，必有處也。”（《荀子·哀公》）意思是“士”是雖然未必把握一切道術，雖然未必達到完整美善，但也必定有所循（循道術），必定有所處（處美善）。這說明儒士是尋求美善、持用道術的，甚至是以道術往實現美善，如孔子說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
四、何謂“道術”
“道術”這詞在現代較常見，儒家、墨家、法家、雜家等都用，甚至成書于公元前1世紀、闡發過“勾股定理”的《周髀算經》都說“道術”：“夫道術，言約而用愽者，智類之明。問一類而以萬事達者，謂之了解；今子所學，算數之術，是用智矣，而另有所難，是子之智類單。夫道術所以難通者，既學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習。既習矣，患其不克不及知。故同術相學，同事相觀。……”
《周髀算經》這段話是強調普通的算數之“術”的聰明并不克不及達到知曉“道”的境界或狀態（道的境界或狀態是“問一類而以萬事達”），但也強調“道—術”屬分歧層次但又相關的關系。這種關系，用《莊子》里“廚子解牛”故事里的廚子之語來說，就是“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的“由技進道”的事理。此“道”，并非是指抽象的存在實體，而是指高明的狀態，是在“術”中達到或以“術”往實現的高明狀態，尤其是技術上“游刃有余”或“爐火純青”的高明狀態。
（一）何謂“道”
“道”小篆寫作“”，金文寫作“、、、”等。“道—衜—衟——”屬統一字。從“首”表現人或引導者（故道字有導［導］的意思），又從“彳止”（即辵）或“彳亍止”（即辵亍），且該“止”即“之”義，好像古文里的“吾欲之南海”的“之”，表現往、往的意思。《說文》曰：“道，所行道也。從辵從𩠐。一達謂之道。”辵即辶，𩠐即首，達即《說文》解釋為“行不相遇也”，“一達”就是一個行進標的目的。“道”字初義指人所行進的路向、軌跡，后引申指事物運行發展的軌道、法則等，故郭沫若說：“道字本來是途徑的道，在老子以前的人又多用為法則。”[⑧]
（二）何謂“術”
“術”本作“術”，《說文》說“術”有“道”的意思，恰是從“彳亍”所致，或許也是都從“彳亍”的“術”（）與“”（）通借使用所致。從“人”的“”與從“首”的“衜（道包養甜心網）”完整同義，所以“行—道（衜）——術（術）”數字同義或近義，所以《爾雅》曰“行，道也”，《周易》“日月之道”在馬王堆《帛書周易》寫作“日月之行”，《后漢書》“日月之術”又寫作“日月之行”。——“術”本字寫作“術”以及與“行—道”二字意義雷同或相關，正證明“術”字實既有動態“行”義，也有軌跡“道”義（引申為法則），所以前人的“道術”一詞既是“行術”的意思，也有“法術”的意思，甚至“武術”也稱“武道”，“茶藝”也稱“茶道”等。
《說文》說“儒，術士之稱”，又說“士，事也”。孔子說“志于道……游于藝”（《論語·述而》），又說“所謂士者，雖不克不及盡道術，必有率也”（《荀子·哀公》）。唐顏師古說“凡有道術皆為儒”（《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清俞樾說“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諸子平議》）。可見儒者、儒士、儒家就是有技藝、道術的“強人”、“達人”，並且必須是“有術”且“有道”，且“道—術”關系是廚子說的“好乎道，進乎技”的“由術進道”之關系，其實也就是一如儒家說的“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樂記》）的“德—藝”關系一樣。
（三）道術與德性
《管子·君臣下》說“道術德性出于賢人”，王符《潛夫論·務本》說“遂道術而崇德義”。“道術”與“德性”或“德義”又是相關的，故《禮記·曲禮上》曰“品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唐孔穎達疏曰“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又曰“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于開通，是德從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經道謂才藝，德謂善行，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品德’也。”鄭玄注《周易乾鑿度》“管三成為品德苞籥”句則曰：“管，統也；德者，得也；道者，理也；籥者，要也。”
可見“道”是事物之理或通包養管道物之才藝，“德”的得理或理物之善行，並且要圣賢之“教訓”才幹保證“品德”之奉行，故西漢賈誼《新書·保傅》說“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禮記·樂記》、《管子·心術上》曰“德者，得也”，《釋名·釋言語》曰“德，得也，得事宜也”，鄭玄又注《周禮》“以三德教國子” 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朱熹注《論語·述而》曰“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掉之謂也”，又注《論語·學而》曰“德者得也，行到而有得于心者也”。
子夏說“雖大道，必有可觀者焉”（《論語·子張》），曾子說“士不成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儒家重術，也重道，亦重德，故孔子堅信“正人懷德”、“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堅稱“士志于道”、“朝聞道，夕逝世可矣”、“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又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分歧，不相為謀”、“正人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公》）等等。
五、儒家之技巧
孔子活著的時候，有人評價孔子為“年夜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意思是說孔子博學多能，但并沒有什么凸起成績。對此，孔子回應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論語·子罕》）孔子還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成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可見孔子深諳于“執御—執鞭”這種趕車駕車技術，乃至于他很是自負地認為可憑此糊口養家。所以孔子活在21世紀的話，他也是完整可以勝任“的哥”職業的（開出租車）。
（一）多才多藝
《史記》等記載，父親早亡的孔子出生“貧且賤”，但他17歲的時候就已經很是博學著名，所以魯國年夜夫孟釐子遣其兒子孟懿子等人“往學禮焉”于孔子。到中暮年的時候，孔子被視作是幾乎無所不知的“圣人”，門生們更是謹記和崇拜有加：顏回說“仰之彌高，鉆之包養網ppt彌堅”（《論語·子罕》）；子貢說如日月“無得而逾焉”，所謂“夫子之不成及也，猶全國之不成階而升也……其生也榮，其逝世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論語·子張》）；孟子評價孔子為“出類拔萃，生平易近未有”（《孟子·公孫丑上》）和“金聲玉振，圣集年夜成”（《孟子·萬章下》）；司馬遷則說：“詩有之：平地仰止，景行去處……孔子平民，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皇帝、貴爵，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很崇敬周公，曾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他常夢見周公是因他很是崇拜周公的才藝及靠才藝樹立的不朽功業，所以孔子曾說“若有周公之才之美”（《論語·泰伯》）。周公多才是事實，《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克不及事鬼神”；漢代《尚書年夜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逮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賈誼《新書·禮容語下》說“文王有年夜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年夜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軌制，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實周公輔佐成文而得）。
曲阜孔林的明代孔子墓碑上寫著“年夜成至圣文宣王墓”幾字，曲阜孔廟孔子神位牌寫著“至圣先師孔子神位”幾字，所以孔子的最高稱號是“至圣”，意為“最圣的圣人”[⑨]。孔子活著時，有人問子貢：“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答覆說：“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論語·子罕》）但孔子于此堅決否認本身是“圣”或“圣人”，只謙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正人多乎哉？未幾也”（《論語·子罕》）、“吾不試（被用），故藝（學藝）”（《論語·子罕》）、“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論語·述而》），只承認包養sd“我非不學而能者”、“敏以求之”（《論語·述而》）、“學而知之”（《論語·季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其實現代官方推重的“圣人”或“先圣”最後不是孔子，而是孔子崇敬的周公。漢代鄭玄注《禮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圣先師”時就說“先圣”是指周公或孔子，周公的位置天然高于孔子。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學校考》說：東漢第二位天子漢明帝的永閏年間（58—75年）開始，各級學校釋奠禮（祭奠禮）所祀的“先圣—先師”是周公、孔子，到唐高祖武德年間（618—626年）依然明確規定“先圣”是周公，孔子是一個配祀腳色，由此可見唐代之前周公位置都高于孔子。
據《文獻通考·學校考》，唐太宗貞觀年間“先圣—先師”就分別改為孔子、顏回了，唐高宗永徽年間又恢復為周公、孔子，唐高宗顯慶年間復改為孔子、顏回。唐玄宗開元年間不僅“先圣—先師”為孔子、顏回，並且顏回也升級為“亞圣”。南宋朱熹《四書集注》同樣稱顏回“亞圣”，孟子是“亞圣之次也”。東漢趙岐《孟子題辭》贊孟子是“命世亞圣之年夜才”，但孟子被官方稱為“亞圣”實是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的事了，并后來構成“至圣孔子—亞圣孟子”即“孔孟”同稱同舉之評價格式。
“先圣”本指多才多藝的周公的歷史本相，以及孔子時代將“圣者”與“多能”聯系起來的歷史事實，確切地說明了儒家對“才藝”的推重，“才藝”尤其是“六藝”實是儒者的標志！《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儒者以六藝為法”，又說孔子是“為全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后世”，恰是不離“六藝”來談孔子或儒者的才能與貢獻。儒家重要是傳授“六藝”之學的，六藝分小六藝、年夜六藝兩種，小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種技藝（《周禮·地訴訟徒》），年夜六藝指“《詩》—《書》—《禮》—《樂》—《年齡》—《易》”六種經術（賈誼《新書·六術》）。
小六藝是先秦時代儒士所須把握的最基礎的為“士”之技巧。但其實孔子才藝除了精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外，孔子還有其它諸多才幹。《論語·先進》說：“德性：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是在羅列孔子的門生里最擅長美德、言辭、政治、文獻的四類名單，這就反應了孔子也擅長美德、言辭、政治、文獻之類，並且這在《論語》、《史記》是有明確記載的。所以，當時的人會贊嘆孔子是“圣人”，真是因為他何其博學多才！
（二）尤擅禮樂
無論將儒家或儒學的開創者定為孔子還是周公，周、孔都是多才多藝的，並且尤其擅長禮樂，故《孔叢子•嘉言》記載孔子往周朝國都洛陽學習時，萇弘對劉文公說孔子象圣人，且現在是“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罷了矣”，孔子后來回應說：“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此便是以弘揚禮樂自居。至于周公，《史記》說周公“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就天然觸及禮樂，並且“制禮作樂”一向被視為周公的出色歷史貢獻，故《禮記·明堂位》說：“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皇包養甜心網帝之位以治全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懷抱，而全國年夜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勛勞包養網單次于全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皇帝之禮樂。”
祭奠周公的周公廟有三座，各在山東曲阜、河南洛陽、陜西岐山。周公封地魯國曲阜的周公廟現東西圍墻處還各有一座明代石坊，題額曰“經天緯地”、“制禮作樂”。周公掌管營造的東都洛陽，其周公廟有楹聯曰：“禮行四海經緯六合，樂奏八方震古爍今。”而周朝的發祥地陜西岐山的周公廟有清代楹聯曰：“制年夜禮作年夜樂并勘年夜亂年夜德年夜名垂宇宙，訓多士誥多方兼膺多福多才多藝貫古今。”這些石坊題包養網車馬費額、門樓楹聯都生動總結了周公的禮樂貢獻。“全國有道，則禮樂撻伐自皇帝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年夜者也。”（《說苑•修文》）輔佐周王的周公的功業與禮樂是親密相關的！
孔子很是推重周朝、周公“制禮作樂”的成績，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若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茍有效我者，期月罷了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后周公五百年擺佈的孔子時代已是“禮崩樂壞”，史書記載“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史記·孔子世家》），“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風俗通義·聲音》），乃至于周王朝精曉音樂的樂師們流散到齊楚秦蔡諸國以及黃河、漢江下流和東方海濱了：“年夜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進于河包養網比較，播鼗武進于漢，少師陽、擊磬襄進于海。”（《論語·微子》）所以喜愛禮樂的孔子以振興禮樂文明為己任，“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為政》），“文之以禮樂”（《論語·憲問》），最終成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
孔子精曉音樂欣賞，他曾經跟魯國的年夜樂師交通音樂時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孔子不僅精曉音樂欣賞，並且還精曉音樂創作。孔子包養金額亡命到衛趙之間時，曾創作過古琴曲《陬操》（即《將歸操》）：“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逝世也，臨河而嘆曰……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史記·孔子世家》）唐代《藝文類聚》引東漢蔡邕《琴操》說孔子還創作過古琴曲《猗蘭操》，唐代韓愈《琴操十首》記錄了《琴操》所載《猗蘭操》的唱詞：“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島島，無有定處。眾人暗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胡適1934年《說儒》一文提出：“儒是殷平易近族的禮教的教士，他們在很苦難的政治狀態下，繼續保留著殷人的宗教典禮，繼續穿著著殷人的衣冠。他們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漸漸變成了絕年夜多數國民的教師。他們的職業還是治喪、相禮、教學，但他們的禮教已漸漸行到統治階級里了。……儒是一個古宗教的教師，治喪相禮之外，他們還要做其它的宗教職務……喪禮是他們的專門，樂舞是他們的長技，教學是他們的職業。……孔子是儒的中興領袖，而不是孔教的創始者。”[⑩]這種探源，可以在先秦時代儒士多才多藝以及尤其擅長禮樂方面獲得很好的印證，此中周公、孔子就是最年夜的典範。
（三）重視禮樂
孔子重視禮樂以及禮樂對于社會次序的意義，所以《孝經》等記載他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平易近，莫善于禮。”包養條件他還說：“全國有道，則禮樂撻伐自皇帝出；全國無道，則禮樂撻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又說“為政”（理政）須留意禮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平易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他“為邦”（管理邦國）的幻想是恢復或光年夜周的禮樂文明：“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而他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成忍也”（《論語·八佾》），“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此既反應了他對禮樂軌制的清楚，更反應了他對匡正禮樂軌制、維護社會次序尤其是政治次序的急切愿看。
因為重視禮樂，所以孔子學習禮樂、傳授禮樂，并獲得了出色的成績。《論語·子罕》記載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往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霸道，成六藝。”“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門生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門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子路妻兄）之徒，頗受業者甚眾。”漢代《風俗通義·孔子》記載：“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台灣包養網《樂》，制《年齡》之義，著素王之法。”
孔子精曉禮樂，重視禮樂，天然他就重視禮樂教導了。《禮記·樂記》、《禮記·祭義》說“禮樂不成斯須往身”，《論語》記載：“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正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這些都是強調禮樂必須貫穿于教導或修養，這般才幹培養“成人”（包養一個月完善的人，非指成年人）。
即便是禮樂教導，也是既要情勢也要實質，否則必是孔子說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禮云禮云，財寶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孔子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又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正人”（《論語·雍也》），就是強調要“文—質”、“內—外”分歧或相統一。
所以，《禮記·文王世子》記載說：“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記·樂記》說：“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又說：“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荀子·儒效》則說：“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有名美學家、北京年夜學傳授朱光潛（1897—1986）《談修養》一書更是從社會次序與精力和諧的角度來談禮樂的正面效能與價值，他說：禮的目標在規范儀表，“養成生涯上的次序（order）”；樂的目標在怡養情性，“養成內心的和諧（harmony）”[11]。
“性附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人道都差未幾，但德性或品行是有差異的，所以社會既需求禮樂教養所成的次序與和諧，也需求禮法管治所成的次序與和諧，故《荀子·富國》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蒼生則必以法數制之。”樂有導引性，禮有規范性，禮可延長到法。《禮記·樂記》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荀子·勸學》說：“禮者，法之年夜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禮記·樂記》又說：“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氣而出治道也。”
“儒”作為“術士之稱”，從職業范圍或從業特點來說，它相當于前人說的“四平易近”中的“士”，是以社會型技術、技藝往服務社會的人。《漢書·食貨志》“上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包養俱樂部東漢徐乾《中論·譴交》曰：“執契修版圖，奉圣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極力以盡天時，謂之農夫；審是曲形勢，飭五材以別平易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
《漢書·藝文志》剖析儒家的來源時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心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那司徒之官是主管什么的呢？《周禮·地訴訟徒》曾說“年夜司徒之職”是以三者“教萬平易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圣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對此，東漢鄭玄注曰“賢者有德性者，能者有道藝sd包養者”，唐賈公彥疏曰“有六德六行即為賢者，有六藝即為能者”。
可見，從儒家來源于司徒之官來看，儒家當然著重以技術、技藝、術藝來服務社會，但儒家也不脫離道、品德、賢德（《漢書·藝文志》說“留心于仁義之際”）。從鄭玄、賈公彥之說，則“儒”本是“賢能”者之稱，即把握“六藝”之能加“六德六行”之賢，這般“賢德—才幹”兼備者方可謂之“儒”。
注：
本文宣讀于“首屆儒家文明論壇”，2017.11.3—5，山東濟南；未刊稿，部門古字網絡版不顯。
注釋：
[①] 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453—455頁。
[②] 毛子水：《毛子水文存》，華齡出書社，2011年，第27頁。
[③] 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456—2457頁。
[④] 胡適：《胡適文存》第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4、40頁。
[⑤] “三德”即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即孝行、友行、順行，此中“至德”疑即“知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德［智德］”。
[⑥]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世界書局，193包養sd3年，第63—64頁。
[⑦] 連登崗：《“儒”字補義》，《辭書研討》2004年第6期。
[⑧] 郭沫若：《青銅時代》，科學出書社，1957年，第38頁。
[⑨] 據明代王圻《續文獻通考》，宋太宗時封孔包養行情子為“先圣文宣王”，宋真宗時尊為“至圣”，元武宗封“年夜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時尊為“至圣先師”。
[⑩] 胡適：《胡適文存》第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25—26頁。
[11] 朱光潛：《朱光潛選集》第四卷，安徽教導出書社，1988年，第145頁。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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