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北京日報出書社出書了趙省偉、孫魏著《西洋鏡：1909，北京植物園》一書，全書由《京師博覽園》相冊、《稼穡實驗場全景》相冊、附錄三部門構成，共收錄百余張晚清平易近國時代的汗青圖片，活潑浮現了百年前北京植物園的汗青風采，周全展示了稼穡實驗場開放之初的盛況，頗有瀏覽興味與參考價值。經出書方受權，中國作家網遴選全書序文《北京公園的先聲——作為游賞場合與文明空間的萬牲園》一文發布，以饗讀者。
北京公園的先聲
——作為游賞場合與文明空間的萬牲園
□林崢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10月13日），“五年夜臣”之中的端方、戴鴻慈出洋考核回來，上折奏陳歐美列國“導平易近善法”：
每至城市茂盛之區，必有優游歇息之地，稍得閑暇，即往游不雅，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初猶認為歐美風氣所趨，未必有關政俗，繼乃知其專為導平易近而設，無不具有深心。
于是諸臣奏請次序遞次舉行，“綜括言之，凡有四事”，一曰藏書樓，一曰博物院，一曰萬牲園，一曰公園。在“萬牲園”條下詳細陳說道：
列國又著名植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鳥獸魚鱉之屬，奇形詭狀，并育兼收，甚至獅虎之倫，鯨鱷之族，亦復在園在沼，共見共聞，不圖多識其名，且能徐馴其性。德國則置諸城市，為文娛之區，奧國則闌進禁中，一聽芻蕘之往，此其足以導平易近者也。
端方、戴鴻慈所謂的“萬牲園”或“植物園”，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紀新興的產品。在東方，植物園起源于16世紀至18世紀的歐洲。跟著帆海和殖平易近氣力的擴大，以皇室為代表的歐洲下流貴族熱衷于加入我的最愛珍異植物，作為彰顯王權和氣力的方法、文明馴化天然的象征。這些獸館凡是從屬于貴族花圃，如凡爾賽宮的植物園深入地烙印著獨裁王權和殖平易近主義的陳跡。到了19世紀，“植物花圃”（zoological garden）的概念呈現后，植物園才開端被視作一個全體，離開既定花圃的范疇。這也就是說，“植物園”誇大的是空間中的內在的事務（植物），而不是空間自己。在倫敦攝政公園（The Regent’s Park）率先興修植物園之后，全部歐洲隨之掀起了興修植物園的風潮。小樹屋植物園的鼓起并非孤立的個案，它隨同著本錢主義和產業反動的成長，成為全部歐洲市政文明改革的一部門。它與19世紀興修劇院、博物館、藏書樓、年夜學、商會、買賣所、公園的高潮是一體的。由于附屬于公園體系，自力或被聯合進公園的植物園與公園一同被視作“都會之肺”，在擁堵、渾濁的城市中為市平易近供給散步休閑的場合。19世紀后半葉，以巴黎植物園（內設植物園）為代表，植物園的受眾由特權階級漸趨民眾化，開端肩負起供中基層階層休閑文娛、熏陶情操和大眾教導的效能。晚清的青鳥使就是在如許的佈景上去到歐美考核政俗的。是以，端方、戴鴻慈將植物園與藏書樓、博物院、公園并置，視其為“導平易近善法”，頗得彼時東方植物園理念之精華。當然，彼時國人對于植物園這種新事物的認知，還需求一個經過歷程。
在中國，辟設專門空間蓄養植物的傳統，實在可以追溯至周文王時代的靈囿。《詩•年夜雅•靈臺》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傳注：“囿，所以域養禽獸也，皇帝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于囿也。”后囿泛指帝王蓄養植物的園林。可是彼時國人對于 “植物園”的概念及其所包括的古代文明的意義仍是完整生疏的。不只這般，國人對于植物的認知，也與東方人分歧。中國前人對于植物較為體系的認知可以追溯到《爾雅》，但基礎是出于一種博物的興趣，“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或是附會于人事，要么將植物與吉祥災異之兆聯絡接觸起來，要么將植物付與人類的品德停止褒貶，概況談的是植物，現實仍是旨在人事，缺少對于植物自己生物學的認知——當然，這些即便在東方汗青中，也是近代以來的事。而植物園的出生自己就與東方的博物學、分類學、心理學等學科的成長密不成分。是以，當晚清士年夜夫游歷歐美時，植物園于他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天然會發生很多風趣的碰撞。
自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晚清國人出訪考核歐美，歷時半個多世紀。在令人眼花神迷的浩繁發明中，植物園惹起了他們廣泛的愛好。由于難以在外鄉既有的常識構造中找到對應物，最後對于zoological garden（植物園）的翻譯也各出己意，缺少同一，有譯為生靈苑、生物苑，也有百獸園、萬獸園，或萬種園、萬牲園、萬生園等等。直到20世紀初，戴鴻慈、載澤、康無為等人的闡述問世后，“植物園”這個稱號才基礎固定上去。
田曉菲在會商魏晉和晚清游記的《神游》（Visionary Journeys）一書中指出，中國游記素有 “獵奇”（love of the strange）傳統，對富有異域風情的奇珍奇事尤為留心。而初志為網羅“奇怪”（exotic）生物的植物園，恰好逢迎了這種等待。歐美植物園從世界各地收羅來的珍禽奇獸，盡年夜大都是這些初出國門的晚清士年夜夫聞所未聞的，是以，他們對于植物園最後的追蹤關心集中于一個“奇”字。如斌椿在《乘槎筆記》中誇大，巴黎、倫敦、荷蘭等地“生靈苑”之“鳥獸之奇怪者，難更仆數”“尤奇者，海中鱗介之屬”“異鳥怪魚，皆目未睹而耳未聞者”“珍禽異鳥，充滿此中”等等。志剛的《初使歐美記》不吝破費翰墨，歷歷細數倫敦“萬獸園”之“珍禽奇獸，不成勝計”。張德彝的《帆海述奇》異樣也為“奇怪難以殫述”的倫敦“萬種園”留足了篇幅，分門別類地描摹“獸之奇者”“鳥之奇者”“魚之奇者”，以及荷蘭“生靈園”所畜“奇希奇怪者尤多”。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誌》亦贊嘆倫敦“植物園”的“無奇不備”和柏林“校獸園”之“所畜珍禽奇獸以及鱗介各類甚眾”。
晚清出訪者對植物園的熟悉，還逗留在對異域“珍禽奇獸”的新穎獵奇等最直不雅的熟悉階段。所以晚期出訪者最感愛好的，就是熟悉和記錄林林總總的生物。他們誨人不倦地記敘在植物園中察看到的植物。此中一些植物后來被引進北京萬牲園。經由過程這些闡述可以發明，一方面，他們對長頸鹿、斑馬、袋鼠等富于異域風情的植物津津有味，而另一方面，在察看和熟悉這些別緻的植物時，他們應用本身的常識儲蓄與其對接。年夜部門出訪者在記敘植物時以“豺狼犀象”統之，此語典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在這一章會商了治亂與禽獸的關系，以為禽獸的呈現是濁世的表征，暴君當政時，“棄田認為園囿，使平易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而有道的統治者則驅趕禽獸，使天下昇平，“（周公）驅豺狼犀象而遠之，全國年夜悅”。孟子對于園囿和禽獸的懂得，與東方古代以來的公園（植物園）不雅念對比，很有興趣思。與之響應，當志剛歷數倫敦植物園的加入我的最愛之后，筆鋒一轉道：“固然，博則博矣。至于四靈中，麟、鳳必待圣人而出。世無圣人，雖羅盡人間之鳥獸，而不成得。”感嘆即便如倫敦植物園這般旁搜博采，依然看不到上古傳說“四靈”之中的麟、鳳、龍，“然則所可得而見者，皆凡物也”。而戴鴻慈談到“來歐數月，已數見不鮮”的“鹿豹”——長頸鹿時，亦指出：“其狀馬首、牛尾、鹿身、長頸有角，西人認為中國古所謂麟者即此，此事殊難確證。因思中國古書，稱龍、麟、鸞、鳳諸瑞物，皆不經見。蓋緣此種久已不傳，亦與歐洲上古之年夜鳥、年夜獸同例（中世以后，所稱龍見鳳至，皆其贗者耳）。”志剛、戴鴻慈依然深信龍、麟、鸞、鳳這些中國上古傳說中誣捏出來的神圣鳥獸的存在，遺憾在東方古代的植物園中無緣得見，甚至將其回咎為“個人空間世無圣人”。這在后世看來雖有些不成思議，卻表現了中國士年夜夫在最後接觸東方植物園時發生的思惟碰撞。
當然，晚清出訪者對于植物園不但是純真的獵奇心態，對其格式、形制和功用也有了慢慢的熟悉，他們廣泛留意到植物園分類餵養的準繩。在記錄倫敦植物園時：“或局獸于圈，籠鳥于屋，蓄魚于池。其馴者，或放諸長林豐草間”；“每一巨室，或圈或欄相連，以一花匠司之”。張德彝的記敘尤為詳盡：
外有猛獸，每種各有石屋二間，前有鐵柵欄，上懸一牌云：物系何名，產自何處，因何人而攜此。有花匠以鐵叉插生肉、面包喂之。獸之馴者在木房內。小鳥每種一木房，前有銅網，內有水池、食盆、枯木枝。水鳥與魚皆有年夜池。鳥獸有水產、旱產各別者，置于四間木房，內鑿石池，外展干草。畏冷者朝陽，畏熱者向陽，無不各得其所。
這是19世紀歐洲植物園的典範格式。整座植物園如同一個布局奇妙、分類正確的博物加入我的最愛室，獸籠就像擺設窗，以便游人和研討者近間隔地察看植物；獸籠上附有的闡明標識，好像百科年夜全目次般清楚明了；而籠中野獸則好像示范性的模子，具有科普和教導效能。李圭精辟地指出，倫敦植物園的功用在于“專以講究生物之理者”。固然植物園的這種博物加入我的最愛室的作風在20世紀遭到質疑與詬病，卻深入影響了北京萬牲園的形制布局，甚至可以說奠基了當今中國植物園的基礎格式。
再者，由于晚清出訪者是在統一時光段接收公園、植物園、植物園等諸多概念，何況東方植物園在出生之初附屬于公園的體系，是以，晚清國人對植物園的熟悉往往局限在公園的框架內。
譬如自誇為“中土西來第一人”的斌椿，在《乘槎筆記》中就將植物園看作“花圃”的一種。他記敘巴黎的“官家花圃”：“花木茂盛，鳥獸之奇怪者，難更仆數。尤奇者，海中鱗介之屬，均用玻璃房分類蓄養。”“官家花圃”本是公家教園的意思。在最後進進晚清國人視野時，公園被稱為“官家花圃”。依據斌椿的描寫，巴黎的“官家花圃”應當是附設于巴黎植物園內的植物園。在倫敦時，他命隨員廣英“往看花圃”，并記載廣英的陳述：“云鳥獸奇怪甚多。獅子四，極年夜者二，皆虬毛。豺狼犀象之屬，不成勝記。巨蟒長至二三十碼，每碼合中國二尺五寸，皆餵養極馴。”這很能夠是倫敦植物園，由於英文zoological garden后一個單詞即花圃之意。斌椿不辨花圃、公園、植物園、植物園的差別，將它們統視為富有異域情調的花圃，是以也無法進一個步驟認識到它們所承當的分歧效能。
但是跟著認知的慢慢深刻，晚清出訪者對于植物園的追蹤關心漸從“植物”轉向“園”。查閱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誌》，我們得知他在歐洲養成了閑暇時游不雅公園、植物園的習氣。如在巴黎時，他常記敘某月某日偕或人“游于苑囿，見獅、豹、熊、羆諸獸及各類蛇、魚、介族”等。此“苑囿”亦即巴黎植物園。待至倫敦，日誌中更是多見其單獨或攜家人至“萬生園”（倫敦植物園）、“海德花圃”（海德公園） 或“理檢滋苑囿”（攝政公園）“游不雅極久”。到柏林當日，他即“游萬生園極久，足力頗乏”。從一個客居異國的訪客角度，對他而言公園與植物園并無實質差別，都是游憩之所，何況那時歐洲的很多植物園，自己就附設于公園中。曾紀澤曾在日誌中以為，中國人來歐洲有二事最難習氣，一曰衡宇太窄，一曰物價太貴。東方人極端節儉空中，“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園，則範圍務為廣遠，局面務求空闊。游不雅燕息之所，年夜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無幾個人空間微愛護空中之心，無涓滴茍簡將就之規。與平易近同樂，則平易近不怨，暗合孟氏之遺說焉”。他對東方人開辟公共空間供大眾游憩的專心非常贊許。
20世紀初，康無為游歷歐洲時，直接將植物園與公園相提并論。在《丹墨游記》中，他說：“游植物園、植物園及至公囿。植物園布置甚好，且過于倫敦，在歐洲亦為上者。余兩園林木森蔚，皆有湖濱洲島，布置佳勝，風景綺膩。遠洋公囿引水回環，長堤展沙，館樓臨海，花木明漪，尤極端勝。歐人之于公囿，雖小如丹、荷、比，而廣備游樂，以便都人士之衛生。于城市極珍貴之地，占地震十余里，不少惜費，其布置幽雅，亦與各年夜國爭勝焉。”康無為明白地認識到，歐洲“于城市極珍貴之地”不吝斥資占地辟設公園，“以便都人士之衛生”的意圖，捉住了19世紀東方興修公園的精華，而植物園也被囊括在這一體系之中。又如在《瑞典游記》中，康無為盛譽瑞典的思間慎公園（斯堪森公園，Skansen Open-air Museum，現為露天博物館），以為即便他贊賞的“柏林植物園遍摹萬國宮室，自是地球第一，然幽勝則不這般園遠甚”。由此可見在康無為看來，公園與植物園是同質化的發現。是以，他加倍追蹤關心植物園中的景致情致，并將其作為一個全體性的公園觀賞，超出了後人留戀于珍禽異獸的視野。在歐美列國植物園中，他最推重柏林植物園（tiergarten），譽其“最華妙奇詭”，特殊觀賞其援用的異域風情建筑元素，將其視為柏林植物園最明顯的特點，“其最秀麗者，畜鳥、獸各室無一同者，年夜搜列國之室制而兼營之。畜象處以印度廟制，五色之磚斑駁穹窿；畜蛇處以埃及廟制，年夜楹畫人物象。其他波斯之尖塔、突厥之金頂殿、中國之黃龍亭，蓋無不備”。此外康無為還留心到植物園內廣設酒館、茶社、劇場等休閑場合，并且很愛慕歐美大眾這種于植物園、公園等此類公共空會議室出租間游憩的文明風俗：
此外酒館、茶館、戲場皆窮妍極麗，依湖傍山，長廊路況，曲道相接。花木扶疏于徑畔，鳧鴨唼喋于湖溪，丘阜綿延，蘆葦豐綠，沿山得徑，架水成橋，芳草蔓藤，雜花生樹。亦復有木屋沙地，木幾不飾，臨摹古時鄉落鄉人喝酒狀。夕時游人如蟻，樹下列幾，樹上燃電燈，士女接裳，占座喝酒，喝茶聽戲，至夜十時乃散。光景至佳，可謂極樂矣。
這與康無為對公園的懂得是分歧的。他察看到羅馬植物園中男女老小或野餐、或游戲、或垂釣，感嘆“綠天幕幕 …… 以游以嬉，蓋歐洲樂平易近之淺顯”；在丹麥“百戲園”，他亦很享用公園中“樓閣數十座，花木深曲，柳塘水榭、茶館、船舫臨之，電燈萬千，游人如蟻，百戲并陳。座落皆賣茶酒、架非，置幾千百于樹下”的閑適，以為“蓋歐土之淺顯也”。
上述晚清國人對東方植物園的懂得與認知，深入影響了北京萬牲園的布局形式。所以，北京萬牲園將植物園置于公園的框架之內，重視其作為公共空間供市平易近游憩的效能，而不純真是珍禽異獸的加入我的最愛所。這種思緒在倡設、建造以及運作萬牲園的經過歷程中一以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