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在書房

《夜歌》手稿

《夜歌》是何其芳的第二部詩集,重要收錄的是他在1938年至1942年間所寫的年夜部門詩作。他的第一部詩集是《預言》,出書于1945年2月,由文明生涯出書社出書,重要收錄的是詩人奔赴延安之前,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肄業、營生時代所創作的詩歌,是何其芳晚期詩歌的主要文本。1938年8月,何其芳奔赴延安,投進到非常熱絡的平易近族抗戰的大水之中,受戰鬥周遭的狀況及生涯實行的影響,何其芳的詩歌作風產生了較年夜的改變,詩集《夜歌》便是典範地記載了這種改變過程的一部詩集。現實上,由于那時有大批的作家像何其芳一樣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這部詩集在必定意義上不只是何其芳小我的“心靈史”,更是表征了一代常識分子在復雜的社會汗青語境下的性命體驗與思惟改變的精力過程。是以,《夜歌》不只具有非常主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同時具有社會學和汗青學的標本意義。

在中國古代文學館的館躲中,非常榮幸地加入我的最愛有《夜歌》的手稿、1945年詩文學社出書的第一版本,1950年文明生涯出書社出書的第一版本、1952年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的第一版本。幾者互為映照,組成了《夜歌》的版本譜系,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主要文獻史料。

中國古代文學館館躲中的《夜歌》手稿并非來自作家自己或許作家家眷,而是由作家邱曉崧捐贈的。邱曉崧,1913年生,云南建水人,原為一個書店的通俗夥計,因酷愛文學并受提高思惟的影響,慢慢開端文學創作并走上反動的途徑。此手稿之所以保留在邱曉崧手中,是由於邱曉崧恰是詩文學社的重要開辦人。1943年,邱曉崧與友人在昆明一起配合開辦《楓林文藝》交流,攙扶文學青年,頒發反應時期提高的文藝作品,遭到文藝界人士的確定。“為了擴展影響,并使內在的事務趨精”(魏荒弩《楓林似火——記邱曉崧》),《楓林文藝》註銷6期之后進了改組,成立了詩文學社,辦公地址從昆明遷到了那時的抗戰中間重慶。改組之后,編纂部決議準備出書一套“詩文學叢書”,詳細擔任聯絡運作的恰是邱曉崧。“詩文學叢書”的出書獲得了郭沫若、茅盾、臧克家、何其芳、曾卓、力揚、袁水拍、黃藥眠、彭燕郊、張年夜旗、艾青、魯藜等人的鼎力支撐,作家們紛紜供稿或許供給支援。何其芳的詩集《夜歌》恰是屬于該叢書之一種。“詩文學叢書”除了何其芳的《夜歌》外,正式出書的還有曾卓的《門》、力揚的《我底豎琴》、汪明竹的《紀教學德與蝶》、袁水拍的《詩和詩論譯叢》。此外,還有一些因抗克服利,印刷廠急待回遷而未能付印的,如艾青的《獻給村落底詩》、張年夜旗的《歐洲的歌》、蘇金傘的《向日葵》、孫藝秋的《夜的歌謠》、邱曉崧的《雪之家》、魏荒弩的《云雀》等。

《夜歌》手稿從出生到此刻已有70余年的汗青,時代雖飽經烽火和歷次政治活動的災難,但在保留者的極力保全下卻保留無缺,是比擬少見的較完全的新中國成立前的手稿。手稿無正式封面,所有的繕寫在一張張修長、泛黃的馬蘭紙上,這種紙張是那時物質嚴重匱乏的延安比擬罕見的一種紙,用本地一種叫做馬蘭草的植物加工而成,故而名曰馬蘭紙。今朝館躲的手稿顛末了保留者自己的加工維護,詩文內頁按頁碼次序離開貼在一本雜志里,便于保留。所以詩集的手稿看上往也像一本“書”的樣子。加上何其芳的字雋秀工整,與印刷字體鉅細接近,所以瀏覽手稿,會有讀“書”的感到。手稿內頁、詩文註釋的後面有邱曉崧題寫的詩集名“夜歌”,還有“歷經大難釀成無價寶 邱曉崧收藏 一九八O年冬”的題字,可見保留者敵手稿的珍重之情。手稿內文不只有詩文,還有大批作者修改的字跡以及排版時所做的各類標誌,可見印刷出書之前,作者及編者都支出了大批的血汗。整部手稿,含封面、題詞在內合計102頁。

詩文學社的第一版本是《夜歌》詩集最早的一個版本,由于印刷量無限加之年月長遠,今朝已很少能見到。該版本共收錄詩歌26首,按付梓次序分辨是《成都,讓我把你搖醒》《一個泥水匠的故事》《夜歌(一)》《夜歌(二)》《夜歌(三)》《夜歌(四)》《我們的汗青在奔馳著》《快活的人們》《夜歌(五)》《叫嚷》《夜歌(六)》《夜歌(七)》《拂曉》《河》《郿鄠戲》《我為少男少女們歌頌》《生涯是多么遼闊》《雖說我們不克不及飛》《我看見了一匹小小的驢子》《從何處走過去的人》《我把我當做一個戰士》《安靜的海埋躲著海浪》《我想談說各種純粹的工作》《這里有一個短壽的童話》《幾多次呵當我分開了我日常的生涯》《什么工具可以或許永存》。還有《后記》一篇。詩集為32開小開本,封面應用綠色字體,印有“夜歌”書名、作者姓名、“詩文學社”以及“詩文學叢書之五”的字樣。在版權頁上,以繁體豎排的方法印制有“著者:何其芳;編纂者:邱曉崧 魏荒弩;出書者:詩文學社 重慶臨江順城街二十二號;刊行人:邱曉崧;經售處:全國各年夜書店 三十四年蒲月第一版”字樣。

詩文學社所出的這一版本由于與“手稿版”在時光和空間上都很是接近,所以在內在的事務上并沒有年夜的修改,亦能夠在“手稿版”之前,詩人與出書者曾經反復切磋修正過稿件的內在的事務,所以這兩個版本在內在的事務上比擬分歧。

1950年1月,文明生涯出書社出書的《夜歌》為新中國成立后該詩集的第一個版本,由于此時髦未停止文字改造,是以,在排版上依然采用的是繁體字、豎排版的形式。封面字體換成了白色,並且由作家自己親身題寫書名并簽名,顯明帶有更多作者的小我印記和溫度。

在收錄作品上,該版本與詩文學社的版本有較年夜變更。在所有的保存詩文學社所選作品的基本上,增添了一些新的作品。新增添的詩歌有8首,分辨是《說明本身》《反動——向舊世界進軍》《給T.L.交流同道》《給L.L.同道》《給G.L.同道》《讓我們的呼叫招呼更尖利一些》《“北中國在熄滅”斷片(一)》《“北中國在熄滅”斷片(二)》,共34首。別的在保存了詩文學社版《后記》的基本上,新增添了一篇《后記(二)》。

新增添的8首作品均創作于1942年后,在內在的事務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針對1942年后文藝界內對于何其芳詩文作風批駁停止回應并分析本身文藝不雅念的,如《說明本身》。一類是寫給友人的詩,如《給T.L.同道》《給L.L.同道》《給G.L.同道》,一類是詩人面臨新時期新情勢所唱出的“新歌聲”,如《反動——向舊世界進軍》《讓我們的呼叫招呼更尖利一些》《“北中國在熄滅”斷片(一)》《“北中國在熄滅”斷片(二)》。這些作品均創作于新中國成立前,記載了作者所走過的一段不服凡的途徑。

在該版本的版權頁上,印制有“著作者:何其芳;編纂者:水星社;刊行者:文明生涯出書社;上海巨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平易近國路一四五號;第一版:一九五O年一月;基礎訂價:十二元七角”的字樣。

1952年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的《夜歌》(改名為《夜歌和白日的歌》),是今朝刊行和傳播最廣的版本,今世年夜部門讀者的瀏覽均是經由過程這一版本停止的。這一版本在篇目標選擇長進行了年夜幅度的調劑。在1950年文明生涯出書社出書的版本基本上刪失落了10首詩,被刪失落的篇目分辨是《夜歌(六)》《夜歌(七)》《安靜的海埋躲著海浪》《我想談說各種純粹的工作》《這里有一個短壽的童話》《什么工具可以或許永存》《說明本身》《給T.L.同道》《給L.L.同道》《給G.L.同道》。作者對此的說明是“想盡量往失落這個集子里面原有的那些消極的不安康的成分”。同時,增添了三首古詩,分辨是《重慶陌頭所見》《新中國的幻想》《我們最巨大的節日》,這三首詩是作者在延安整風活動后所創作的為數未幾的詩歌。可以說,《夜歌》在1945年、1950年、1952年所出的三個分歧版本基礎囊括了作者在1940年至新中國成立前這段時光內創作的一切作品。

這一版本保存了詩文學社出書時的《后記》,別的附加有一個《重印題記》,這可以看做是這一個版本的“后記”(出書闡明)。在版權頁上,以繁體橫排的方法印有“何其芳著;一九五二年蒲月北京第一版;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三聯·中華·商務·開通·聯營結合組織;中國圖書刊行公司總經售)”,該版本第一次印刷數為5000冊,訂價9300元(按1954年幣制改造后的價錢換算,約為0.93元)。

值得留意的是,在詩集三次出書的時辰,作者各寫了一篇后記(第三次名為“重印題記”),這三篇后記不只記敘了詩集出書的啟事、經過歷程、作品遴選情形,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在幾個分歧時代的文學理念和性命狀況,浮現了何其芳思惟精力的動搖和文藝思惟的改變,是研討何其芳的主要文獻文本。

《后記一》寫于1944年10月11日,地址是重慶。作者在文中說明詩集名字出處時說:“詩集的全名應當是《夜歌和白日的歌》(注:自1952年5月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該詩集起,詩集的名字改為《夜歌和白日的歌》),這除了表現有些是早晨寫的,有些是白日寫的而外,還可以闡明此中有一個舊我與一個新我在牴觸著,爭持著,排斥著。”在這里,詩人很坦誠地告知讀者本身在這一時代心坎的牴觸和苦楚,他不只在生涯層面經過的事況著完整分歧的周遭的狀況,在思惟深處,疾風暴雨的斗爭也在暗自停止著,甚至加倍尖利。作者說,在奔赴延安之前,自以為是“波德萊爾散文詩中阿誰說著‘我愛云,我愛那飄忽的云’的遠方人”,達到延安之后,“看見了鄉村和都會的不服,看見了農人沒有地盤”,于是決議“從此我要嘰嘰喳喳發群情:情愿有一個茅草的屋頂,不愛云,不愛月亮,也不愛星星”。在如許的思惟狀況下,我們看到了詩人在《夜歌》中一方面高聲歌頌時期和生涯,為抗戰奔忙呼號,一方面糾結于小我主體性的損失,吐露出苦悶和徘徊的情感,兩種分歧精力向度的情感像兩支作風懸殊的樂曲交錯在他這一時代的詩歌里。在描寫這一時代的經過的事況時,作者說:“抗戰以后,我也簡直有過用文藝往辦事平易近族束縛戰鬥的決計與測驗考試,但由于我有些最基礎題目在思惟上尚未獲得處理,一碰著艱苦我就搖動了,打扣頭了,以致于后來變相的為小我而藝術的偏向又昂首了。”是以,作者將這些詩文自我界定為改革不敷徹底的常識分子所寫的“不安康”的工具。面臨這些屬于“曩昔”的詩文,作者心坎佈滿牴觸,一面確定它之于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我寫得樂而淫,哀而傷,充足發泄了我那時的那種傷感、懦弱、幻想的感情”,一面又誇大讀者要“帶著一種嚴厲的批評的立場來讀”,要“超出過這本書,超出過兩年以前的我,走向前往。”可見,作者的心坎是非常牴觸的。

可以看出,《后記一》與詩集內的作品顯明存在一個“間隔”,這個“間隔”不只是時光層面的,更是不雅念層面的。正如作者所說:“我顛末了比來兩年來思惟上的變更,這些夜歌和白日的歌又和我隔得相當遼遠了。”以致于作者本身讀來都感到“膩煩與可羞了”。《后記一》的總體筆調是在檢查,在自我批駁,在表白新的態度。作者的這種立場和態度與1942年后延安整風活動的展開是分不開的,是延安整風活動后自我思惟變更的一個顯明表現。

文明生涯出書社版的《后記》寫于1946年12月15日的重慶,后來于1949年7月14日在北平“略加修正”。可以看出,在詩文學社版出書不久,作者就又從頭私密空間編訂了這本詩集并寫了這篇《后記二》,《后記二》的重點在于闡明新參加的幾首詩的寫作情形和意個人空間圖。但自我反思的意味更濃重,“一切這些作品,都不外是可以闡明我的文學途徑的波折和落后罷了。”“假如我不在抗戰以后到延安往,那是連如許一本明天看來消極的成分多于積極的成分的詩集也盡對寫不出來的。”是以,作者再一次誇大“讓我重復一次,起首就請求帶著一種嚴厲的批駁的立場”。可見,在把本身定位為一個需求接收改革的常識分子之后,作者在1944-1946年兩年間的自我批駁和反思是愈來愈嚴格了。

寫于1951年12月2日的《重印題記》顯明帶有新社會的氣味,除了持續自我批駁、指出這些作品的“陳腐”之處外,作者談了對古詩情勢題目的新熟悉,這與他后來一向誇大加大力度文學實際的進修有直接關系。同時,作者說明了自整風活動之后古詩寫作多少數字驟減的緣由,一是任務忙碌,無法“普遍地接觸工農兵群眾”,無法深刻生涯,缺少實際的題材。二是本身對于古詩的情勢摸索仍未有明白的成果,需求時光持續進修。從這篇后記可以看出,1950年月的詩人在詩歌寫作上基礎解脫了1940年月猶疑迷惑、扭捏不定的狀況,構成了新的更為了了的文藝思惟。